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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重点机构和场所疫情防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1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重点机构和重点场所疫情防控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说，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场所仍然是防控重点。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场所高风险人群较多、人员集中，疫情传播风险大。要加强健康监测和早期干预，确保重症高风险人员能够及时发现、及时转诊、及时救治。商超、物流、餐饮、交通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要加强个人防护，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出现症状及时报告。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实施“乙类乙管”以后，疫情防控的重点机构包括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领域服务机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学校、邮政快递、医疗机构等，重点场所包括客运车站、商场超市、农贸（集贸）市场、餐饮服务单位以及沐浴服务单位等人员密集、空间密闭、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的场所。相关机构和场所应落实好单位防控责任和个人的疫苗接种、自我防护、健康监测、环境清洁消毒和通风换气等措施。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印发了《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操作指南》，对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提出了具体要求。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介绍，《指南》对养老机构的疫情防控总体上严于社会面，强调因时因势动态优化调整。突出防范疫情引入和扩散风险，对养老机构防范社会面感染源进入，以及出现感染后如何应急处置提出了详细要求。强化了就医用药的优先保障，要求养老机构落实分类分级健康服务要求，做好医药物资供给，与医疗机构建立转诊、急救绿色通道，确保出现危重疾病患者时能及时救治和转诊。

　　李邦华说，“保健康、防重症”是养老机构疫情防控的重心。目前，全国有4万多个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220多万人，多数是高龄、失能和有基础病的老年人，一旦感染，重症风险较高。民政部指导养老机构每天做好至少两次的健康监测和每周两次的核酸或抗原检测；落实养老机构老年人分类分级的健康服务，为老年人配备必要的血氧仪和吸氧设备，做到对高风险老年人给予重点关注和重症前期“早识别”；发挥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和定点协议医疗机构的作用，储备相应的药物，通过远程诊疗或者上门巡诊服务，做到感染老年人诊疗“早干预”；健全养老机构感染者的转运机制和就医绿色通道，提高转诊效率。

　　实施“乙类乙管”后，城乡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有哪些新要求？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司一级巡视员李健介绍，1月6日，民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印发《关于在城乡社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城乡社区要健全疫情防控体系，把防控措施具体落实到自然村、居民小区；要分级分类做好健康服务，保障好重点人群就医用药需求，要及时响应居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及时帮助解决居民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引导居民群众科学理性认识新冠病毒，树立人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要关心关爱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

　　“社区疫情防控是为了居民群众，也要依靠居民群众。”李健说，应该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础作用，细化村民小组长、居民小组长、楼门栋长以及网格员的责任。农村地区还要依托五级书记健全疫情防控机制，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体系。要加快推动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全覆盖。要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以及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完善社区志愿服务制度，动员居民群众就近就便开展邻里互助等活动。

　　春节期间，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客流量较大，如何做好防控？商务部消费促进司一级巡视员耿洪洲说，商务部严格按照“乙类乙管”总体方案，制定了商场、超市、农贸（集贸）市场等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操作指南，明确防控制度、环境卫生、员工卫生防护等要求，指导行业做好防控工作。

　　实施“乙类乙管”之后，在公共场所是否有必要继续戴口罩？常昭瑞说，当前，国内疫情仍处于不同流行阶段，仍需做好个人防护，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在以下情形应佩戴口罩：进入医院、商场、超市、室内会场、机场车站等环境密闭、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坐飞机、火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厢式电梯时；进入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脆弱人群集中场所；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相关症状时；近距离接触或者护理感染者以及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人员；医务工作者、快递、保洁等从事公共服务的工作人员。（记者申少铁）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